英国“老粉红”博士和他的中国实验｜谷雨
撰文丨崔一凡
编辑丨张亚利 周安
出品丨工作室
一切都源于化学。不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，产生一种新的物质。新的颜色、味道，有时候爆炸力惊人。变化，这是让戴伟着迷的东西。
身处变化之中的人无法理解，但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活在清朝、复活节岛，或是被三体人封锁的世界，那种滋味可不好受。你希望今天不同于昨天，希望未来会更好。当然，这得是一条向上的曲线，陡峭又刺激。但这种机会，人类历史上也没出现过几次。
1987年，英国人戴伟来到中国，而后长久定居下来。这是一次赌博，赌注是他的人生，如果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把自己的人生玩脱了，会被人笑话的。幸好，他见证了一场巨型实验，而后又成为这场实验的参与者，一个催化剂。
他不仅是中国人坐席上的贵宾，又机缘巧合成为网红。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直播上，有人从一扫而过的镜头上看到了戴伟，迫不及待地给他留言——“我在阅兵的时候看见博士了。”
他显然不是那些在北京胡同里住两年就自诩“中国通”，喝碗豆汁儿就证明自己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。他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，是人民大会堂的常客，同时也踏足过中国最贫困的农村。戴伟的故事不仅能告诉我们，这30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让我们窥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变化。
一
戴伟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，牛津大学博士毕业，之后成为化学教授——一份让人羡慕却无聊的简历。他在英国买下独栋的房子，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。那是他生活的世界，高楼大厦，经济发达，圣诞节过得没滋没味，大家就只会买买买，物质丰盛的弊端莫过于此。
而中国不同。他1987年第一次来，晚上想去国营食堂里吃顿饭，“对不起我们关门了”，穿着白大褂的服务员告诉他。太稀奇了，这在英国可没见过。大概是1991年，他又来了一次，街边开始出现私营饭店，城市里的平房开始变成小楼。整个社会像烧杯里的黄磷，随时酝酿着爆发。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实验室，这里的化学反应是他从来没见过的。
1994年，戴伟受北京化工大学邀请来华工作，正式定居北京。
他喜欢喝酒，但受不了迪厅的吵闹。他最常去的地方，是一家叫黄亭子50号的酒吧。它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，是当时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地，酒吧老板简宁本身就是诗人。那里经常组织诗歌朗读会，外国人很少。几十年后，我们可以叫出很多客人的名字，比如陈道明、葛优、巩俐、西川，还有正在电影学院读书的赵薇、黄晓明。有一次，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自我介绍，“你好，我叫贾樟柯”，这人是个拍电影的。
1994年 巩俐
那时贾樟柯在国际上小有名气，但国内没几个人认识他。他没钱租办公室，就每天在黄亭子50号聊剧本，谈合作。贾樟柯用酒吧的投影仪给熟客朋友们放他拍的《小武》，大家看得很认真，放映结束后，很多人提问，贾樟柯站在前面讲解。
相比戴博士们观影后的震撼，服务员赵辉对这些电影毫无感觉。灰暗的色调，破败的街巷和贼眉鼠眼的小偷，电影里的这些内容就是他在老家经历的生活。
在黄亭子50号，戴伟总是占据吧台的位置，方便和服务员、调酒师聊天，听他们讲各自的生活。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简单纯粹，亲近随和，他的朋友们甚至不记得他上次发火是什么时候。不过，18岁的赵辉从不跟他说话，即便说，也是问一句答一句。
赵辉来自河南信阳农村，家里没钱供他读技校，便决意来北京闯一闯。那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自然生出的自卑感，“感觉一个外国人肯定是高高在上的”。
戴伟觉得奇怪，问他，“为什么你不喜欢跟我聊天呢?”赵辉壮胆把心里话跟他讲了。戴伟告诉他，自己心里没有他想象的那种等级观，“只要合得来就是朋友”。赵辉深为感动，两人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朋友。
大部分时间里，戴伟都是黄亭子50号里吉祥物般的存在。多年后，贾樟柯在《贾想》中描述戴伟——“他总是准时晚上十二点来酒吧，要一杯扎啤，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一边和小陈聊他伦敦乡下的事。”他骑着二八大杠，熟客们调侃他每天都要来“加油”。圣诞节的时候，他打扮成圣诞老人出场，免费喝酒。
但在一些特定时间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。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归。北京四处张灯结彩，戴伟和往常一样去黄亭子50号“加油”。那天的气氛明显不一样，酒吧里能听到飞机隆隆飞过的声音，熟客们围坐在电视机前，没人说话。时针走到0点，英国国旗已缓缓落下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压着秒针奏响，酒吧里爆发出欢呼。人们尽情地喝酒，吹口哨，大家一起唱国歌。
在这个举国欢腾的时刻，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喷溅出来。坐在吧台的英国人戴伟成了“靶子”，人们转头问他，带着难以抑制的骄傲，“戴伟，你什么感觉？”
“我支持啊，从道德的方面来说，香港不应该是我们的。香港回归你们开心，我跟你们一样开心。”他显示了一贯的好脾气。
如果你了解戴伟的话，就会意识到这是个完全没必要的事儿。他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国家。在中国这30年，每次他的英国朋友或法国朋友来中国玩，不管对方如何安排行程，戴伟一定要带他们去一趟圆明园，“让他们了解英国人、法国人在中国犯了什么错误”。
当然，和中国朋友一起去的时候，就轮到戴伟尴尬了。有一次，朋友的孩子指着那片著名的废墟问，叔叔，这是你爷爷做的吗？
“不是，是我爷爷的爷爷。”戴伟说。
二
三姐是戴伟来中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比他还小一岁，但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得尊称一声“三姐”。她早年间开一家叫满园的饭馆，离蓟门饭店和黄亭子50号不远。当时北京饭店还不多，社会上的朋友把这里当成根据地。在戴伟的描述中，似乎没有三姐不认识的人，没有三姐摆不平的事。
好在戴伟一直是个好脾气的胖子，遵纪守法，连红灯都不会闯。这么些年，除了头疼脑热找过三姐帮忙，最多也就是在对外国人管制比较严的时候，借她的名字办张手机卡。
但有趣的是，如果戴伟的中国同事朋友在社会上遇到些难事，反而会求戴伟找关系解决。比如每逢高考，他就会接到“朋友”的电话，希望他能给一些关照，他不理解，只能用自己只带研究生搪塞过去。后来他理解了，“如果一个（问题）外国人解决不了，那中国人就更解决不了了”。
他明白自己的能力，不过他只帮助那些他认为值得的人。三姐说，戴伟曾资助过一个安徽孩子，留守儿童。不止是花钱，因为孩子不在父母身边，戴伟甚至几次坐飞机去给他开家长会。
戴伟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奖励
说起来，戴伟也因为外国人的身份得到了一些好处。比如早年买春运火车票，只能去火车站排队。车站的售票员从长长的队伍尽头看到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，就一副大局为重的样子把他拉过去先办理。虽然戴伟强烈的道德感让他羞于谈起这段经历，但中国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那些年，中国人迫切地想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和礼仪，反倒显得拘谨了。
在北京住了几年之后，戴伟渐渐开始不满足。这座城市正在快速向他的祖国靠拢，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年味儿没有了。人们不再为过年而兴奋，新衣服和一顿大餐的吸引力也没那么大了。他开始跟着朋友回他们的老家过年。
赵辉的老家在信阳市潢川县杜甫店，戴伟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整个村子只有一条路和路边的两排平房。村里人让他帮忙照相，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。那些年，他只要出门就会带上相机，因为随时会有人请求他照相，他从不拒绝。他知道，这可能是对方除了结婚照之外的唯一一张照片。
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村里，杜甫店人觉得太稀奇了，纷纷拉着赵辉询问。赵辉被烦得不行，主要是害羞，跟戴伟说你别跟着我了，咱俩装不认识。他让七八岁的小侄子带着戴伟玩，于是俩人成了好朋友。小侄子带着戴伟看鸡看鸭，到河里踩冰，放鞭炮还有窜天猴。他受到热情款待，挨家挨户吃饭，白酒啤酒都满上，整个杜甫店没有能喝得过他的。这个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头很满足，终于再次体会到节日的乐趣。
此后，每年戴伟都要去杜甫店过年，赵辉不回家时他就自己去，跟赵辉母亲说“我来替您儿子看您了”。那时杜甫店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，每年春节就是各家各户装备升级的时候。这家买了新电视，那家是新空调，先富者开小汽车衣锦还乡，最不济桌上也得摆条好烟。戴伟明白，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无数案例摆在面前，只需要一个机会，抓住了就能改变命运。就像黄亭子50号里的贾樟柯一样，天知道这个办公室都租不起的年轻人能在电影史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他经常表达的观点是，“如果英国首相说，你的生活明年肯定比以前好，我不相信，如果在中国，一个领导说明年可以脱贫，我会相信。”我问他，你知不知道这种言论在中国被称为“粉红”，他说他知道，但是不介意，因为事实如此。
戴伟在酒吧里认识的朋友们，那些当年二十出头的服务员，一个个在北京站稳脚跟。有的创业，在中关村开电脑城；有的开了两家美容院。赵辉在酒吧干了几年，又创业开理发店。2005年，他去一家大型房地产中介公司任职，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大时代，10年时间从员工成长为领导。
我见到赵辉的时候，他正在自己管理的门店里喝茶。现在，他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俩孩子，10年前在通州买的房子价格翻了10倍。他正琢磨着给孩子办个天津户口，上学就有着落了。
赵辉做房地产之后，没少鼓励戴伟买房，“多赚钱啊！”赵辉说。“我（就算）有钱也都喝酒了。”戴伟说。
他一直租住在北京化工大学分配的房子里，原来是一室一厅，现在变成两居室。早年外国人在中国买房有限制，只能买郊区别墅。等后来政策放宽，北京的房子他已经买不起了。但三姐告诉我，就像戴伟当年用她的身份证办手机卡一样，买房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操作，“他那时候要买四合院都能买”。
不过照戴伟的话说，他如果想赚钱，30年前就不会来中国。他牛津的同学们，个个薪酬丰厚。有些在国内混得不怎么样的外国人，来中国教个英语，挂名个公司顾问，也能赚得盆满钵满。
但他不在乎，工资都奉献给黄亭子50号和满园饭店了。赵辉记得，那时戴伟总带着酒吧的服务员们下馆子，还借给他钱买BP机，他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年轻人，终归有点过意不去。现在过了20年，时移世易，老朋友再见面，赵辉从不让戴伟花钱。一方面是拿他当朋友，感念戴伟当年的好；还有种隐秘的情绪，一个人，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过上了好日子，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。
三
第一次见到戴伟时，他正在宋庆龄青少年文化馆办科普活动。馆里的小孩子很多，他扛着大啤酒肚在场地里挪动，挨个儿看哪个小朋友没戴护目镜。他为这场活动准备了将近一周，早上5点就从学校出发了。活动结束后，他当天还要和志愿者一起清洗设备，准备第二天的实验材料。他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扛器材这种活儿也自己来。几年前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，戴伟患上肺炎，走不动道。除了三姐和助手索乐乐，他没告诉任何人。
但他毕竟已经61岁了。三姐看着戴伟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“孤寡老人”，心里不落忍。来中国30年，他连谈恋爱都没谈过。有好几次，她给戴伟介绍对象，对方是离异的高干子女，或者生意人。戴伟不见。他有自己的活法。
2010年左右，戴伟参加了一次打工子弟小学的科普活动后，产生了一种“被这些孩子需要”的使命感。于是他调整了工作重心，从学术研究转向化学科普。
最初只有他自己。当时在北京化工大学读书的阿武，经常看到这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扛着化学仪器跑来跑去。戴伟去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做科普，校长觉得这帮人怕是骗子吧？“你们真能来我这个地方？还是外国教授？我这边中国教授都不愿意来。”
不自觉间，戴伟成为这场大型实验的一部分，类似催化剂，让化学反应更加快速、强烈。他尽可能把实验搞得好玩，给它们取名“火星四射”、“大象的牙膏”，视觉效果拔群。当然，为了不弄脏小学课桌，他买了很多黑色垃圾袋，铺在课桌上当桌布。
最近10年，他在中国大陆的每个省份都举办了科普活动。有些地方还很穷，用着旱厕。学生们也没有自信，觉得不管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未来。戴伟特意叫上了心理学家，还有一些出身农村但颇有成就的朋友，用亲身经历告诉这些孩子，如果努力，你也可以的。
他在快手上成为网红，也是偶然。2016年春节，索乐乐回山东老家过年。他发现亲戚朋友们全都捧着手机刷快手，他也跟风拍些朋友聚会的短视频，但没人看。索乐乐希望把戴伟那些稀奇古怪的科普小实验做成短视频。但戴伟对这个新玩意儿没报什么好感，怎么可能呢，让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去当网红？
只有一个理由说服了他：快手上的孩子大多没有机会接触到化学实验。短视频计划提上日程。粉丝量从零开始，到100万、200万，再到300万。戴伟每天忙到脚不沾地，视频拍摄剪辑都由索乐乐和阿武负责，他只回复评论里化学相关的问题。
直到现在，他还骑着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，轮子一转就吱吱哇哇，“不上锁放大街上都没人偷”。但他可不是电视里那些勤俭节约、只讲奉献的老教授，他浪费起来恨不得拿钱当纸用。他觉得市面上的塑料罐子密封性不强，达不到实验效果，就专门买了两箱绿箭，只把罐子留下来，口香糖全扔了。还有美年达，他喜欢美年达的瓶子，实验效果好，所以饮料全倒了。
最近两年，戴伟经常和同为快手网红的手工耿一起参加活动，闲聊下来，得知对方一条广告就有几十万收入。而短短两年前，手工耿还在老家杨村接电焊活。但“戴博士实验室”从来不接广告。前些天有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联系戴伟，想让他帮忙做广告，戴伟直接拒绝了。索乐乐完全不能理解，“你出去做科普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垫钱，也没人赞助你，什么都没有。”索乐乐苦笑着，“得生活啊。”
但戴伟特意嘱咐我，不要太强调他们做科普没钱这一点，“（不要）让读者都掉泪”。 鉴于戴伟在科研和科普领域的成就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，赵辉问他这玩意儿是干嘛的，“就相当于中国的五一劳动奖章”，戴伟说。
采访到一半，戴伟手机响了。他“喂”了几声，也没挂断，就把手机放在一边。“骚扰电话”，他告诉我。之所以不挂掉，是想浪费对方的时间，“这样（骚扰电话）就能少打给别人几个”。但最近几年，骚扰电话那头都变成了机器人，这让他有点失望。
在三姐的印象中，戴伟是个“特别有素质”的人。刚来北京那会儿，到哪都装个垃圾袋，三姐有时候想随手扔张废纸，戴伟就在一边监督，“三姐，这个不好”。三姐交代我，多写写戴伟的环保意识。她出门遛狗的时候，总看见那些让狗随地拉大便还不收拾的。“外国人都能做到，那中国人也必须做到。”三姐说。
戴伟说他没有失望，30年来，这个大实验室里发生的化学反应远超预期。他一点也不介意自己被当作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“功能性角色”，因为看到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变化，当年带戴伟在村里玩的赵辉侄子，现在在义乌做羽毛生意，一年赚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。赵辉也向他抱怨，儿子喜欢的一双鞋要花五六千块。
有时候赵辉跟他开玩笑，说你们（英国）不行啊，叫什么大不列颠，现在怎么那么听美国的，特朗普说啥是啥。你再有机会见到你们首相，你得跟他说道说道。戴伟讪笑说，“可以，这个事儿我一定传达。”
三姐翻着手机里戴伟的照片，忽然感慨道：“老多了现在，原来都是黄胡子，现在都是白的了。”一晃30年过去，戴伟和他的朋友们成长或者老去。没人想到这个英国人真在这儿呆了半辈子，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。2019年十一，他受邀去天安门观礼，还录了几段视频，配文写着：“我爱你中国，现场太震撼了。”评论区里，快手老铁问他，“博士，还是中国好吧？”
他回想起刚来中国的时候，自己三十多岁，黄褐色的大胡子包住半张脸，在一群中国人中显得高大威猛。有一次在北京坐公交，车上没空座了，一位老太太看到他，赶忙起身给他让座。戴伟吃了一惊，尴尬地把老太太扶回去。
不过，那是30年前的事了。“现在大家一起（挤），”戴伟说，“这才是正常的。”